廉政之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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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史鏡鑒】 腹有良術當報國
發布人:中國紀檢監察報發布時間:2018-08-31 17:45:50瀏覽量:
鄧中夏說：“我不做官，我要做人民的公仆，公仆就是大眾的長工……開創一個人人有飯吃、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。”
1920年春夏，鄧中夏即將從北京大學畢業，面臨著人生的選擇。他的父親當時在北洋政府行政院做書記官，為了兒子能有一個好前程，就托人在北洋政府農商部給鄧中夏謀了一個職位。大學一畢業就能到中央政府機關做事，在當時是很令人羨慕的。
鄧中夏從父親手里接下了農商部的聘書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第二天，他就悄悄把這個炙手可熱的聘書寄還給了農商部。父親知道后問他為什么這樣做，他回答說：“我不做官，我要做人民的公仆，公仆就是大眾的長工……開創一個人人有飯吃、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。”
緊接著，又一個好機會擺到了鄧中夏的面前。當時上海灘的大資本家穆藕初看到中國學術落后，決定捐銀一萬兩，委托蔡元培、胡適等人挑選一批英才，送到歐洲留學。鄧中夏被選中進入了名單。面對這個更加難得的別人搶還搶不到的機會，鄧中夏還是婉言謝絕了。
無論入仕做官還是出洋鍍金，都是當時相當多的大學生的人生理想，鄧中夏卻全都予以回絕，他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呢？
鄧中夏是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的，當時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、歷史等系的教授。鄧中夏入學后不久，俄國十月革命爆發，李大釗率先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，先后發表《法俄革命之比較觀》、《庶民的勝利》、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等著名論文。
年輕的鄧中夏對新世界與新思想充滿期冀，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：“覺悟的門前，便是刀山劍樹，我們是開門呢，還是不開門呢？”李大釗的講課和文章，給他很大的教育與啟發。無數個夜晚，鄧中夏在圖書館和宿舍昏黃的燈光下，一遍遍讀李大釗發表的《庶民的勝利》和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。在李大釗的引導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下，鄧中夏開始研究和接受馬列主義，他還在李大釗的一篇文章上寫了這樣的批注：“俄國革命的成功，首要就是喚醒民眾。”
為了喚醒民眾，1919年3月，鄧中夏發起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，旨在“增進平民知識，喚起平民之自覺心”。他帶領講演團的同學到街頭演講，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道理。五四運動中，鄧中夏成為北大的學生領袖之一，在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上，鄧中夏被推為聯合會總務干事。
1920年3月，鄧中夏加入了李大釗領導秘密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，正式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仰。不久，他寫了一首詩《過洞庭》，來表達自己的信仰與奮斗目標，其中寫道：問今為何世？豺虎滿道路。禽狝殲除之，我行適我素。問將為何世？共產均貧富。慘淡經營之，我行適我素。
正是有了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，有了喚醒民眾的清醒認識，他才能夠沖破世俗的藩籬，沒有選擇去巴黎，而是選擇去了北京遠郊的長辛店機車廠，和那里的工人兄弟一起生活，向工人宣傳進步思想。1921年初，他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，讓工人們免費學習。他受李大釗的影響，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。隨后的幾年里，他先后領導了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、上海工人罷工、省港大罷工，成為中國早期杰出的工人運動的領導人。
殷夫寫道：“革命的本身就是犧牲，就是死，就是流血！就是在刀槍下走奔……在森嚴的刑場上，我們的眼淚決不因恐懼而灑淋！”
在中國，有一首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幾乎家喻戶曉：“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；若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拋。”把這首詩翻譯到中國的，是浙江青年詩人殷夫。1929年，19歲的殷夫從德文版的《裴多菲詩集》里讀到了這首詩，他以中國人熟悉的五言絕句的形式，把原來的白話詩濃縮成20個字，既保留了原作的主旨，又淺顯易懂，朗朗上口，顯示了譯者的卓越才華。
但與殷夫另一首自己創作的詩相比，也許，他自己的創作更有意義。這首詩叫《別了，哥哥》，其中寫道：“別了，我最親愛的哥哥，你的來函促成了我的決心，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，再獨立地向前途踏進。”“在你的一方，喲，哥哥，有的是，安逸，功業和名號，是治者們榮賞的爵祿，或是薄紙糊成的高帽。只要我，答應一聲說，我進去聽指示的圈套，我很容易能夠獲得一切，從名號直至紙帽。”“但你的弟弟現在饑渴，饑渴著的是永久的真理，不要榮譽，不要功建，只望向真理的王國進禮。”“別了，哥哥，別了，此后各走前途，再見的機會是在，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。”
這是一首表達與自己的出身徹底決裂的勇氣和決心，表達為了信仰和自由而不懼犧牲生命的勇氣和決心的自白書。他在詩中要與之決裂的大哥叫徐培根，曾在國民黨軍任團長、師參謀長、軍參謀處處長等要職。他比殷夫大15歲，因他們的父親去世得早，對自己的這個自幼就表現出聰明靈慧的最小的弟弟，他不僅分外喜愛，更是像父親一樣無微不至地關照呵護。為了讓殷夫能夠學成光宗耀祖的本領，高小畢業后，大哥就把13歲的殷夫送到了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上海讀中學。
此時的上海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正風起云涌。1925年，發生了震驚全國的“五卅”慘案，帝國主義的暴行，讓少年殷夫的心里洋溢著難以抑制的怒火。他參加了罷課和反帝宣傳，進而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，并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。
1927年國民黨發動“4·12”反革命政變，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，17歲的殷夫被逮捕關了3個月，幾乎被槍決。大哥得到消息后立刻趕到上海，將殷夫保釋出來，又送他到德國人辦的同濟大學去學習德文預科，以便將來到德國留學。但殷夫再次違背了哥哥的初衷，在同濟大學，殷夫繼續參加革命，加入了進步文學團體太陽社，還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。1928年，日軍制造濟南慘案，殷夫積極參加學校的罷課和示威，再次被捕入獄，大哥讓人通過關系再次把他保釋出獄，并給他寫了一封信，信中既有嚴詞責備，也有苦口婆心勸說，告誡他不要過問政治，不要與政府作對，要趁著年紀尚輕，把書讀好，將來到德國留學，這樣才能有錦繡前程。面對哥哥指明的前程，殷夫揮筆寫下了這首《別了，哥哥》。在“手足之情”同“階級分野”之間，殷夫做出了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斷然的抉擇。
對自己做出的這個選擇，殷夫也清楚地知道蘊含的風險，他在一首詩中寫道：“革命的本身就是犧牲，就是死，就是流血！就是在刀槍下走奔……在森嚴的刑場上，我們的眼淚決不因恐懼而灑淋！”但是年輕的殷夫認定了自己追尋的真理，決心走到底。殷夫創作了眾多的“紅色鼓動詩”如《血字》、《讓死的死去吧》、《我們》、《五一歌》、《巴爾底山的檢閱》、《我們是青年的布爾什維克》等等，熱情謳歌了無產階級的戰斗風采，成為20世紀20年代末期中國最有成就、最有影響的詩人之一。
1931年1月，殷夫因叛徒告密第四次被捕，于2月7日深夜與同是左聯作家的李求實、柔石、胡也頻、馮鏗一起被秘密槍殺在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刑場，年僅21歲。
殷夫是一個富有才華的詩人，以他的才華，加上家庭的關照，不難出人頭地、生活優裕，但他卻選擇了“背叛”，他背叛了出身與家庭，為真理和理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在對信仰的忠誠里獲得了永生。
劉國志斬釘截鐵地告訴特務們：“我是自覺自愿參加共產黨的，我心甘情愿為人民犧牲自己！我的意志是誰也動搖不了的。”
在小說《紅巖》里，有一個像殷夫一樣為革命獻身的年輕的共產黨人劉思揚，他的原型叫劉國志。他出生在四川瀘州的一個豪門望族，父親任過瀘州濟和發電廠董事長。劉國志中學就讀于成都著名的建國中學，高中畢業后考上了當時國內最好的大學西南聯大。就在西南聯大，他懷著強烈的愛國熱忱，毅然選擇了共產主義信仰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大學畢業，家里給他在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謀到一份美差，他卻根據黨的指示，放棄了這個高薪厚祿的機會，去了一個不為人知的落后小縣陸良縣做中學教員。在這里，他以艱辛的努力播下了革命的火種，一直到抗戰勝利，才回到重慶。
1948年4月，因叛徒出賣，劉國志不幸被捕。負責審訊他的特務認為，像他這樣大地主、大資產階級的少爺，不可能真搞共產黨，對勸降他抱著很大期望。但劉國志卻斬釘截鐵地告訴特務們：“我自愿背叛我的家庭，我不是受任何人指使，而是自覺自愿參加共產黨的。我心甘情愿為人民犧牲自己！我的意志是誰也動搖不了的。”
他的家人為了營救他，專門派他哥哥從香港趕到重慶，勸他說：“自從你被捕以后，全家人都思念著你。我這次專門回來營救你，指望把你早點弄出去，一家人團聚。”國民黨特務礙于劉家的面子，表示只要劉國志簽個字聲明脫離共產黨，就釋放他。哥哥勸他趕緊簽字，簽完字就立即把他帶到香港，然后再送到美國。劉國志回答說：“我不去香港，也不會去美國。我有我的信念和決心，這是誰也動搖不了的。真理是撲不滅的，中國革命一定會成功！”
拒絕了家人的營救，他很清楚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樣的考驗。面對敵人一次次的嚴刑拷打，他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。1949年11月27日，他高呼著“反動派一定要滅亡”“人民就要勝利了”“中國共產黨萬歲”的口號，壯烈就義，年僅28歲。（王均偉）
